图1
图2
图3
《说文解字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说文》”）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要籍，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不朽名著。著者是东汉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，他撰写《说文》的初衷是为了解释古代的思想文化经典，后来《说文》本身具有了与经典同样重要的地位，并从中衍生出一门学问，即“说文学”（也称“许学”）。文字是一切典籍的基石和文化的主要载体，《说文》是古代以文字学通经、通史最典范的论著，是开启中华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。
汉代国力强盛，经济繁荣，东汉接续秦和西汉，巩固了“大一统”的政治局面，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，长期政治统一带来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同时，汉代也是学术特别是经学的昌盛时期。《说文》的撰作深受汉代政治思想和学术风尚的影响，汉代的社会状况和许慎的思想意识必然要反映到《说文》中来。
《说文》一书中，“天地鬼神、山川草木、鸟兽昆虫、杂物奇怪、王制礼仪、世间人事，莫不毕载”，因此，它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状况是多方面的。比如，我们可以从《邑部》和《水部》所载地名中窥见汉朝的疆域。《邑部》所列地名用字，分为国、郡、县、邑、乡、亭、里、聚等行政区划和组织单位，排在最前的是六个国名用字，第一个是“鄯，鄯善，西胡国也”（鄯善本名楼兰），后五个是夏代、周代的古国名。《说文》列字次第，“类聚群分，皆有意义”，为什么把西域的鄯善国列在首位呢？清代段玉裁引用《史记·天官书》的话解释说：“中国山川，维首在陇蜀，纪地者必始于西，故起西域而雍州。”同样，县、邑等名始于“郿”字，排在前面的十余个地名皆属西北的雍州，其后才是中原地名。《水部》列水名首位的是“汃，西极之水也”，段玉裁注：“言水必先汃，与《邑部》言地先鄯善，皆自西而东。”西极汃国即豳（邠）国，为古西戎地。列在“汃”后的是“河”（即黄河）：“水。出敦煌塞外昆仑山，发原注海。”辽阔的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地理基础，《说文》对地名的编排反映了汉代人对地理的认知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又如，《说文》载各地物产甚富。汉代丝织品以齐、蜀为主要产地。古代巴人称赋税为“賨”，幏布作为当地特产，是西南少数民族向朝廷缴纳的实物贡赋。《后汉书》中提到“賨幏”和“火毳”（即火浣布）作为珍异之物藏于内府。《糸部》列有数种细布，仅“[图1]，蜀细布也”标明产地，为名贵之物。此外，还有三种少数民族所织布名：“絣，氐人殊缕布也”“纰，氐人[图2]也”“[图2]，西胡毳布也”。氐人生活于陕、甘、川交边地区，以农耕为主，也从事畜牧，他们用麻缕织成异色相间的“殊缕布”，畅销内地。后两种是毡类毛织品，“毳”训兽细毛，“[图2]”是缂毛织物，工艺复杂，价值昂贵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。
《说文》训释动植矿物名，间或标明出产地。如《玉部》：“[图3]，石之有光，璧[图3]也。出西胡中。”此即来自西域的琉璃。《丹部》：“丹，巴越之赤石也。”此谓巴郡、南越出产的丹砂。《犛部》：“犛，西南夷长髦牛也。”此即牦牛。
汉代政治的统一和生产力的提高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。许慎撰作《说文》的目的是从文字出发来发扬“五经之道”，其《叙》称：“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”春秋战国时期，“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，秦始皇推行“书同文字”的政策，以小篆为规范字体，同时又“烧灭经书，涤除旧典”。而汉代则致力于典籍的整理和文化的重建，并特别重视识字教育，汉律规定学僮“讽籀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吏”，“书或不正，辄举劾之”。同时，儒家经学地位的提升和整理古文献的需要推动了文字的研究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《说文》这部中国最早的汉字学专书。
通过《说文》，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维系作用。《说文叙》中阐述汉字的起源和功用：“黄帝之史仓颉……初造书契”，“百工以乂，万品以察”，“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”。黄帝建立了统一的华夏部落联盟，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，许慎认为文字始制于黄帝时代，是管理政事、发布政令、教化百姓的重要工具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汉字“孳乳而寖多”，同时又“改易殊体”，不断演变。《叙》中记述了周秦、两汉的主要字体，包括古文、籀文、小篆、秦隶、草书等。一方面，汉字的发展一脉相承，它的表意性绵延不绝，涵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；另一方面，汉字的变异对信息传递和交流造成障碍，需要进行规范和管理。汉代通行隶书，多种字体并存，而《说文》的收字原则是以小篆为正字，古、籀为补充，因为小篆是秦统一后用以规范、统一全国文字的标准字体，籀文是周宣王时期初步整理过的文字，古文曾用来书写六经，而且“厥意可得而说”。许慎对搜集到的汉字作了系统化的处理，同时用“六书”讲解字形构造的理据。由于《说文》整理、构建了汉字的构形系统，并深入分析了字理，所以成为文字应用的标准和范本，对汉字的规范产生了显著作用和深远影响。规范、统一的文字保障了文化的传承，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。
《说文》同时也是一部训诂专书，“六艺群书之诂，皆训其意”，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的准确解读和阐释离不开它。举例来说，先秦典籍里的“蛮夷”通常被认为是蔑称，但由《说文》可知此实为误解，《虫部》：“蛮，南蛮，蛇种。”徐灏《注笺》：“南方多虫蛇，故蛮闽从虫，皆名其地而移以言人耳。”《大部》：“夷，平也。东方之人也。”《羊部》“羌”字下说解：“唯东夷从大。大，人也。夷俗仁，仁者寿，有君子不死之国。孔子曰：‘道不行，欲之九夷，乘桴浮于海。’有以也。”可见“蛮夷”本来并无贬义，南蛮和东夷只是居处地区别于诸夏（中原），“蛮”从虫，盖因南方少数民族以蛇为图腾，而“夷”从大、从弓，则或谓东夷之人习用弓箭。
《说文》不但征引经传等古代文献，还引用方言俗语及外族语。汉代幅员辽阔，民族众多、方言复杂，不同地域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，因而方言研究有较大进展，《说文》继承了以扬雄《方言》为代表的两汉方言学，但许慎引用方言的主要目的在于说解文字形音义，由此解读六艺群书。如《土部》：“圯，东楚谓桥为圯。”此字见于《史记》“（张良）步游下邳圯上”，下邳即属东楚。不过，《说文》在客观上对方言和通语作了沟通，反映出方言之间及其与通语的相互渗透和交融，如《聿部》：“聿，所以书也。楚谓之聿，吴谓之不律，燕谓之弗。笔，秦谓之笔。”《尔雅》郭璞注：“蜀人呼笔为不律也。语之变转。”可见各方言对笔的异称只是语音的转变，“笔”本为秦方言词，汉以后成为通语词。汉语方言分歧复杂，之所以没有分化成独立的语言，文字和书面语的统一是重要的因素。
《说文》自问世后传习不衰，在唐宋时期得到整理、校订，逐渐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，《说文》学在清代发展成熟，并达到鼎盛。《说文》之所以备受重视，是因为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，是中华文化的基石。《说文》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，集中反映了汉字对中华民族统一的维系作用。作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，《说文》的研究、普及和应用对于传承文化记忆、坚定文化自信、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。
（作者：王诚，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、古籍研究所副教授）
来源：光明日报
